柳公权补习应考

柳公权自五岁学书，独具天赋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愈发执著于献身书法的远大志向。唐代士人以文致仕，但其中爱好书法者也大有人在。他崇尚一个叫李琚的进士，顿丘今河南清丰人，唐明皇时官石山令，与杜鸿渐、颜真卿、萧颖士等连年高第。“百氏图书之学，八分篆隶之能或庶几于古人”。开元年间，尝撰并八分书《唐真定令杜府君遗爱颂》，著有《金石录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。可见李琚除精通儒家经典及诗词之学外，亦擅长书法。

作为读书人自身的精神需求，加之科举应试制度的规则，柳公权在研习书法的同时，一直夜含苦药丸子，可谓含辛茹苦，博览群书。对于当朝的科举选官制度，柳公权是向往的，赞赏的，虽然不乏质疑，也只能依照规矩，顺应时势，找到一条实现自己生命意义的路径。

柳公权回望历史，看到品德好而且有才能的平民被推举或考核，授予官职，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。尧帝年纪大了，一直没找到接班人，心中很忧虑。听说有个人叫做舜，父亲待他不好，弟弟常欺负他，而他依然孝顺父亲，友爱弟弟。尧就把他叫来，委以重任，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，来观察他在家和在外的为人与能力。舜赢得了尧的信任，把天下国家的政治接管起来。等到尧死了，舜就接替作了帝。上古的时候，置相就是立储，帝选拔贤能的人，把他们立为相，来辅佐政治，而这些相就是帝的继承人。到了夏、商、周三代，贵族与平民作官掺半。之后到了战国的时候，各诸侯国争相网罗人材，养士用士。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一类的书是古代圣贤所作。其中讲到为政，首要的就是要兴办学校，用以培养人材。汉朝以后，举荐和选拔贤能的人作官执政逐渐制度化。地方向中央进贡，除去物产珍宝，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人材，所以叫做贡举。地方推举出来的人，由皇帝和中央考核录用。

隋炀帝大业年间，开始有了进士科的考试。唐承隋制，并使科举成为唐朝政治家最重要的来源之一。唐高祖一进长安，天下未定，就下诏设立学校，安排宗室子弟和其它青年上学。唐朝从中央到地方，都设有官办的学校，用来劝导和奖掖青年人学习上进，谋求士宦。

这些官办学校都归国子监，类同高教部管。其中有专门招收高干和京城干部的子孙的国子学，有招收中高级干部的子孙和近亲的太学，有为普通干部的孩子和老百姓中优秀青年设立的四门学。此外，有专科的律学、书学和算学计算等，招收小官和平民子弟。京都及各都督、都护府、州、县都分别设立学校，中央政府中和太子宫中设有弘文馆和崇文馆，都是皇亲国戚、宰相、一品大官和大功臣的子弟。入学的年龄为十四到十九岁。学生每十天有一天休假，放假前要有小考试，默写经文并背诵先儒对经典的解释，答对三分之二的就算及格了，不及格的要受罚。每年放两个长假，五月农忙间的叫做田假，九月又有换冬衣的授衣假。家住得远的，还特别加给路上往返的时间。

柳公权的祖上为隋唐世家，应归于大功臣之列，理应读的是弘文馆或崇文馆，也许就读于国子学。他在十四岁之前，大多时间是在京兆华原的柳家原乡间度过的。之后进入京城长安读书，只是在五月农忙的田假日和九月更换冬衣的授衣假期，才回到从小长大的柳家原庄园。年终要考一年的学业，口试一百条对经文的解释，答对百分之八十的得优，对百分之六十的得中，百分之五十以下得差。上学不听话、旷课超过三十天、事假超过一百天、因父母生病请假超过两百天的，或者年终考试得过三次差、在学校羁留九年而学业无望的都要退学回家。而且，还要记录下来，送到相应的管理部门。大官的孩子们，送到兵部，看看能不能借上老子的光，当个武士。

柳公权在唐朝官学的学业内容，以儒家经典和史书为主，根据难度和份量的不同，分成所谓大经、中经和小经。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为大经，《诗经》、《周礼》和《仪礼》为中经，《易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公羊传》和《毂梁传》为小经。除此之外，所有的学生都要能兼通《孝经》和《论语》。秦始皇统一文字语言，把秦地的文字和方言定为官方语言。两汉以来，对齐鲁方言写成的经典，起先了注解诠释。唐朝的学生除学习经典的正文，还要同时学习注释。

幼年即开始识文断字的柳公权，应该是从十四岁入学读书，经弱冠之年，到应试赶考之前，已经对必修课的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有了深入的研读。在之后漫长的宫廷生活中，这些传统经典又被他反复咀嚼，熟知于心。

《诗经》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三百零五篇诗歌。音乐上分为风、雅、颂三部分，其中风是地方民歌，雅主要是朝廷乐歌，分大雅和小雅，颂主要是宗庙乐歌。表现手法，主要是赋、比、兴，即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，以彼物比此物也，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。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，到民间搜集歌谣，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。搜集歌谣的乐师，从中丰富唱词和乐调，诸侯之乐献给天子，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。江阳今泸州人尹吉甫，是《诗经》的主要采集者，辅助过三代帝王。周幽王听信谗言，尹吉甫被砍了头，后来知道错杀，为其做了一个金头进行了厚葬，为了隐蔽别人盗墓，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县东面。

柳公权尤为喜爱《诗经》中饥者歌其食、劳者歌其事的民歌。祖父柳正礼，曾任唐邠州士曹参军，邠州即之前所称之豳州。柳公权想像不到，祖父曾经在那块豳风浩荡的沟壑纵横的丘陵上，如何刀光剑影，只有在发黄的《诗经》中寻找先人的踪迹。

在《尚书》中，柳公权读到，说《豳风·鸱鸮》为周公旦所作。风，其意义就是声调，多为民间歌谣，是土风，风谣。这是一篇用动物寓言故事以寄寓人生感慨或哲理的诗歌。“鸱鸮鸱鸮，既取我子，无毁我室。恩斯勤斯，鬻子之闵斯。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缪牖户。今女下民，或敢侮予？”是说猫头鹰你这恶鸟，已经夺走了我的雏子，再不能毁去我的窝巢。我含辛茹苦，早已为养育雏子病了。我趁着天未阴雨，啄取那桑皮桑根，将窗扇门户缚紧。现在你们树下的人，还有谁敢将我欺凌？

柳公权明白，这首诗的主角，是一头孤弱无助的母鸟。当它在诗中出场的时候，正是恶鸟鸱鸮刚刚洗劫了它的危巢，攫去了雏鸟在高空得意盘旋之际。即以突发的呼号，表现了母鸟目睹飞来横祸时的极度惊恐和哀伤。母鸟看似孤弱，却也一样富于生存的勇气和毅力。它刚还沉浸在丧子破巢的哀伤之中，即又于哀伤中抬起了刚毅的头颅。诗作与其说是代鸟写悲，不如说是借鸟写人，那母鸟所受恶鸮的欺凌而丧子破巢的遭遇，以及在艰辛生存中面对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深深恐惧，正是下层人民悲惨情状的形象写照。

他读到的《豳风·七月》，是一首极古老的农事诗，产生于西周初。它叙述了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，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。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毕发，二之日栗烈。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？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举趾。同我妇子，饁彼南亩，田畯至喜。”是说七月大火向西落，九月妇女缝寒衣。十一月北风劲吹，十二月寒气袭人。没有好衣没粗衣，怎么度过这年底？正月开始修锄犁，二月下地去耕种。带着妻儿一同去，把饭送到向阳的土地上去，田官十分高兴。

诗的作者，像是一个奴隶家庭的家长，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劳作，忠实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奴隶制的社会情状。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，又要种桑养蚕，纺麻织丝，乃至练习武功，打猎捕兽。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，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，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，供公及公子们夏日里享用。一年到头，周而复始。他们吃的是什么？大抵是苦菜、野果、葫芦、麻子这一类东西。一切好物事，全归主人所有。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，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。

柳公权自幼生长在农耕田园的包围之中，一呼一吸都接着地气。尽管家道富足，过的是士族世家的美好生活，他也常常喜欢走到田野中去，与农夫们攀谈，饶有兴致地了解时令与庄稼的常识，体谅劳动者的酸甜苦辣。这样，读诗不仅是科举应试的科目，却也从汉字的行列中品评其中的意味，是一种难得的精神洗礼与享受。

他读到的《豳风》中的《东山》，写的是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，在每章的开头都唱道：“我徂东山，慆慆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蒙。”去东山已经很久了，走在回家路上，天上飘着细雨，衬托出士兵的忧伤感情。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，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，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。但是，即使是这样，也觉得还是老家好：“不可畏也，伊可怀也！”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：“鹳鸣于垤，妇叹于室。自我不见，于今三年。”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：“其新孔嘉”，可是，三年不见她还是那么漂亮吗？“其旧如之何？”

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情景，是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。柳公权的祖辈，从河东迁至京兆华原，隋朝时门楣生辉，到唐初至中期渐次失势，直到安史之乱前后才重新焕发脉气。近几代人皆一生戎马倥偬，历经征战。曾任唐邠州士曹参军的祖父柳正礼，正是在豳风所描述的地方驻防多年。柳公权想像不到，祖父曾经在回到华原柳家原的路上，是否天上飘着细雨，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，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，长年不见她还是那么漂亮吗？

在科举应试的科目中，上古文献档案汇编《尚书》，柳公权不可不细读。尚，上也，书，即文字、记录、文档、文书。《尚书》为孔子晚年整理的古代典籍，将尧舜一直到春秋秦穆公时期的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，挑选出一百篇而成书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颁布《焚书令》，凡是民间收藏的《诗》、《书》及诸子百家的著作，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。汉代重新重视儒学，由秦博士伏生口授、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《尚书》，共二十八篇，人们称之为今文《尚书》。西汉时期，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，发现了另一部《尚书》，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，人们称之为古文《尚书》。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整理，篇目比今文《尚书》多十六篇。东晋初年，豫章内史梅赜献上了一部《尚书》，共有五十九篇，流传了下来。

自汉以来，《尚书》一直被视为政治哲学经典，既是帝王的教科书，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。就文学而言，《尚书》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。书中文章，结构渐趋完整，有一定的层次，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。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，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。秦汉以后，各个朝代的制诰、诏令、章奏之文，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在论述诏策、檄移、章表、奏启、议对、书记等文体时，也都溯源到《尚书》。

柳公权在生涩的文字中，琢磨出了该书的要旨。其一，在明仁君治民之道。

其二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。体裁上，有十种说：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、征、贡、歌、范，来自孔颖达监修的尚书正义。其中的名句，如：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。意为公正能发扬才智美德，使家族亲密和睦。家族和睦以后，又辨明百官的善恶。百官的善恶辨明了，又使各诸侯国协调和顺。又如：静言庸违，象恭滔天。意为花言巧语，阳奉阴违，貌似恭敬，实际上对上天轻慢不敬。再如：无稽之言勿听，弗询之谋勿庸。意为没有经过验证的话不轻信，没有征询过众人意见的谋略不轻用。还有：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。意为能为国家大事不辞辛劳，居家生活俭朴。

对于孔子修订、司马迁续写的鲁国编年史《春秋》，柳公权也未曾不研读，此乃必修之课。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，遣词井然有序，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，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。在中国上古时期，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。春秋，也代表一年四季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中发生的大事，因此“春秋”成了史书的统称。天开人文，鲁兴春秋。人们开始有了礼，懂得了仁爱，大智大勇的智慧开始浮现。《春秋》最初文字过于简质，是粗线条的笔墨，后来又出现以春秋为主本的《传》，即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榖梁传》和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并称春秋三传。

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。司马迁曰：“余所谓述故事，整齐其世传，非所谓作也，而君比之于春秋，谬矣”。但春秋的“微言大义”并不意味着其“言”是失实的。左丘明发微探幽：“《春秋》之称，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，惩恶而劝善，非圣人，谁能修之？”《春秋》大义源于作者的政治观，而历史思想来自史家对史实的思考，足见两者之不同。

柳公权之后在写作的时候，无疑受到春秋写作方法的影响，用字用言，字字珠玑。在一个毫无言论自由的封建国度里，不仅说话要注意，连写字都要注意。春秋就像是文人们的救命稻草，著书立说，褒贬时事。

《左传》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史，共三十五卷，是为《春秋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，取材于王室档案、鲁史策书、诸侯国史等。在柳公权看来，《左传》虽不是文学著作，仍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。许多头绪纷杂、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，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，繁而不乱。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，尤其写得出色，善于刻画人物，重视记录辞令。情韵并美，文彩照耀，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。左丘明出身史官世家，曾与孔子一起“乘如周，观书于周史”。著述《左传》之后，已经双目失明，又作《国语》。

《国语》是关于西周、春秋时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八国人物、事迹、言论的国别史杂记，也叫《春秋外传》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时，就从中吸取了很多史料。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、财政、军事、兵法、外交、教育、法律、婚姻等各种内容，有很强的伦理倾向，弘扬德的精神，尊崇礼的规范，认为“礼”是治国之本，非常突出忠君思想。其政治观比较进步，反对专制和腐败，重视民意，重视人才，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。

在华原柳家原的庄园里，或在京城长安的学堂里，柳公权从春到秋，年复一年，阳光或灯光下，执著地漫游于人文经典的汪洋大海之中。如此般苦渡书海，追古抚今，思接千年，涉过了他好学多思的少年岁月，进入了初试锋芒的青年时代。